为了避免法不责众，有人提出，不能仅追偿赔偿义务机关的直接责任人，而要启动冤假错案的倒查机制，将刑事诉讼整个链条中公检法各个环节中的直接责任人、起辅助作用的间接责任人、负有领导监督责任的部门领导人等均列为追偿对象。

 (15)参见顾永忠：《国家追偿制度的理性思考》，载《当代法学》2015年第5期，第116页。比如，《湖南省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办法》第10条就规定，财政部门应当督促赔偿义务机关依照本办法第9条的规定，责令有关工作人员、受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承担或者向有关工作人员追偿国家赔偿费用。

而且在此种追偿模式下，侵权机关也可以借受理赔偿申请的机会，私下与赔偿请求人达成协议。(2)就行政责任说而言，追偿与追责虽然都具有惩戒目的，但追偿追究的是财产责任，向公务人员进行追偿既不是《公务员法》第62条规定的处分类型之一，也未被包含在《政务处分法》第7条规定的类型当中，很难将其与作为传统惩戒措施的行政处分画等号。另外，直接责任人员以外的人也未必能对案件事实有全面了解，甚至很可能受到其他人的误导，责任范围的扩大对他们也不公平。(48)从注意义务的角度出发，可以让重大过失的认定趋于客观，因此，也有学者将行政追偿中的重大过失界定为：公务人员不仅没有达到其身份或职务上的特殊要求，而且未能预见和避免普通人均能预见或避免的事情，即没有达到法律对一个公民的起码要求。至于执法不严格则是国家追偿制度运转不良的一种具体表现，并非其原因。

 (25)参见李颖丽、贾丽英：《论国家赔偿追偿追责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载《法律适用》2019年第5期，第15页。(30) 三、国家追偿陷入休眠的核心症结 有观点认为，国家赔偿追偿追责制度难以落实的根本原因是实践性的标准缺失，在应当追偿追责的情形下，实践中往往出现不知道由谁来追、怎么追，如何具体把握追偿标准，如何确定责任形态等困境。不仅如此，当家庭监护人将少年送交学校之时，教师以及学校的相关管理人员实质上具有了对少年的监护职能(类似于委托监护)。

专业的少年社工组织及其相关专业服务标准体系的建设，以及相关社会公共资源的供给制度，是该制度体系建设的基本要务。同时，在少年法治实务部门开展系统性、职业性的专业培训，也是少年法治教培体系的重要内容。对此，笔者的基本观点是：一是，未满十四周岁的少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处于无监护人或合适成年人看护的状态，即应当奉行无缝监护制度。 四、我国少年法治环境系统的缺漏现状及弥合策略 少年法治环境系统，是影响少年健康成长的直接因素系统，意义显著。

 (26)参见宋志军：《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社会支持体系》，载《法律科学》2016年第5期。三是其他全国性的少年法律规范，如《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家庭教育促进法》，其主要问题在于：虽有一定意义，但局限一隅，且与其他少年法律规范的内容重叠现象突出，体系整合亟待加强。

 目前我国少年法治建设的不足在于：缺乏对少年法治的系统认知、系统设计和系统运行。二是附属性的法律规范，其中主要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中的涉及少年的法律规范。 五、我国少年法治整体机制的系统缺憾及完善策略 承上所论，为了推进我国少年法治系统的完善，还有必要对我国少年法治整体机制的系统缺憾及完善策略问题进行探究。其要旨即以系统论的理念及方法③来认识、设计和运行少年法治。

对此，笔者认为，建立专门的少年行政执法机构，专门负责、统一协调相关的行政执法活动，恐怕是系统打破相关机制困局的最优选项。此观念变革，即一种从局部小系统(少年司法体系)到全局大系统(少年法治系统)的整体格局提升。二是现有的少年社工组织普遍缺乏稳定的财政预算支持，而主要依靠时有时无的社工项目资金予以维持，多有朝不保夕的忧患。社会热点引发立法变革的范例，如留守儿童问题、互联网不良因素对少年的突出危害问题、低龄少年严重暴力问题、性侵未成年人案件、校园欺凌问题等引发的相关立法变革。

四者分立系统，且紧密关联，相辅相成，共同形成整个少年法治系统的基础资源系统。 (21)姚建龙：《〈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述评与完善》，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20年第2期。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演化，基于各国的少年立法成果及经验，以及少年法律制度体系的自在规律，少年法典的制定已经呼之欲出。其家庭体系、学校体系和社区体系共同组成少年成长的基本社会环境，其优劣程度直接决定着少年能否健康成长及其程度，意义重大。

另一方面，在我国的相关学术社团和实务部门中，虽然有一些专业组织，如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中国法学会检察学研究会未成年人检察专业委员会、中国刑事诉讼法学会少年司法专业委员会、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少年审判专业委员会以及北京、上海和重庆等地方法学会的少年法方面的专门研究会等，但受制于少年法学专业人才教育培训体系的缺失，相关的职业培训也非常缺乏，无以满足相关事业发展的专业性和系统性的实际需要。通观近现代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可见，但凡强国者，都很重视少年之于强国的重大战略意义。⑩相对于家庭体系和学校体系而言，社区体系具有广泛性，即其涉及少年社会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既涉及传统现实的社会领域，也涉及网络虚拟的社会领域。这些短板包括少年司法体系的两个短板(少年警务制度和少年矫正制度)、少年法治干预系统的两个短板(少年行政体系和少年社工体系)以及少年法治基础系统的四个短板(理论体系、立法体系、教培体系和信息体系)，等等。 (三)社工体系方面：少年社工体系尚未走上正轨 在我国少年法治发展约四十年的进程中，我国少年社工体系建设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艰难过程。 (20)参见高维俭：《少年法学》，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235-241页。

 ④参见高维俭：《少年法学》，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17-21页。 (24)参见姚建龙、滕洪昌：《未成年人保护综合反应平台的构建与设想》，载《青年探索》2017年第6期。

为此，笔者拟从观念、制度和运行等三个维度对我国少年法治整体机制的变革问题进行全局性的探讨。该法条规定意味着：(1)未满八周岁(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少年)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处于脱离监护或照护(无人看护)的状态。

于此，相应的顶层设计正当其时，势在必行。从少年法治系统的角度而言，完善的家庭福利及家庭监护法律制度可望有效促进前两者因素的改观。

因此，本文中，社区即指与少年社会化成长直接相关的环境因素，而非局限于上述的狭义概念，亦非上述的宽泛的广义概念。长此以往，我国少年法治事业的未来发展势必面临章法不足、步履零乱、效能不济的困局。其中，少年检察制度和少年审判制度的运行起到了较为突出的系统协同带动作用，如初期的少年司法一条龙体系，以及中期的少年司法办案和少年社会帮教的两条龙体系。系统论的创始人冯·贝塔朗菲强调：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

其关键问题在于信息分类及关联的科学化和信息收集及查询的合法化。 (12)参见姚建龙主编：《中国少年司法研究综述》，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年版，第56-57页

按照德国学者毛雷尔的解说，行政行为自条件成就之日起生效的，称为延缓条件。若处理不当，则可能与改革者的预期不一致。

在地方政府或主管部门的容缺办理事项清单内。比如：该行政行为不是侵益性行政行为，如行政处罚。

(20)程序上存在轻微瑕疵，但未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一方面，在许可程序中，相对人失信类型多元且危害性有别，自应得到区别对待。 对于相对人利益的保护，则可以考虑另一个利益衡量公式：增加的程序所提高的准确性×原告的利益＞给政府增加的负担。不当联结禁止原则所禁止者，不是上述所有之联结，而是没有事理上关联的联结。

当然，区分主要条件和次要条件不能一步到位，要建立动态更新机制，不断充实容缺办理事项清单，同时建立典型案例库，方便参考适用。在改革后，虽给相对人颁发了许可证，但该许可会立即生效吗？如不生效，即意味着该行政许可失去公定力，与行政法治不容。

代表性观点包括：行政契约说、具体行政行为说、附条件行政行为说、行政行为实施方式说、非型式化行政行为说等。同时，考虑到此种行政处罚措施可能对相对人造成较为严重的、多样化的后果，其设定依据至少限定为法律法规，不包括规章。

关 键 词：行政许可  告知承诺  容缺办理  效力悖论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以下简称《行政许可法》)出台前，上海市就率先在行政许可领域开展了告知承诺制改革。同时，上级行政机关和监察机关也可能对违法许可进行调查和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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